桂河大桥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电影鉴赏：

冷眼旁观的英国军医一句话点明了本片的主旨。导演里恩曾说，他这部影片“令人痛苦然而却雄辩地阐释了战争的荒谬性和破坏力”。这种“荒谬”及“破坏”不仅表现为荼毒生灵、暴殄天物，而且也体现在对人性的扭曲和对民族禀性的劣化上。尤其是这后一点，实际上，它正是本片创作的一个主要意图，体现了编导对英国民族深沉的

英国人的僵化古板、墨守成规是世所公认的，而军人又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本片主人公尼柯尔森就是编导塑造的具有上述典型特质的英国军人形象。他是“奉命放下武器”的，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命令，因此有人提议出逃时他坚决反对。斋藤要英国军官服劳役，他不惜以死相抗，因为这违反《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是原则问题。由于他毫不妥协，而斋藤又为了按期建成大桥，不得不全部接受他的条件，这的确是他的一个胜利，维护了英国军人的尊严。然而逾常的英国军人荣誉感却把他引向了荒谬：既然战俘必须修桥，就只能在英国军官指挥下造一座真正能彪炳后世、扬英国人之威的大桥，至于造桥何用，真正的军人是不该过问的——他忠实执行上司命令已成思维定势，从不考虑下达命令出于何种目的，即使到了战俘营也不曾想因应形势加以权变；他只会盲目而机械地执行命令，根本不明白战争的最高目的是打败敌人，为此必须破坏敌人的一切军事努力；他把英国军人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而意识不到只有战胜敌人才能有真正的军人荣誉。正是由于思想的荒谬才导致行为的荒谬：最初他坚决反对军官参加建桥，到后来不仅亲自带领军官劳动，甚至还要伤病员也一起上阵；影片结尾处，他首先发现有人企图炸桥而把敌酋引向英军爆破手，并且还和后者扭打以阻止其炸桥，甚至当爆破手向他披露身份任务时他也未能立即醒悟过来。编导通过尼柯尔森上校这一艺术形象生动地表明，英国人的刻板守旧一旦在非常状态下被引向极端，将可能酿成多大的悲剧！

大桥最后由其筑造者亲手炸毁，这可说是本片编导的神来之笔（在原著中大桥并未被毁）。首先，如此改动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尼柯尔森倾其全力、辛劳数月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倏忽间化为乌有，一番努力皆成虚空，这就更加突出了战争的破坏性和荒谬性。其次，这样改动在人物塑造方面还有道德动力学的深层考虑：尼柯尔森尽心尽力地为敌造桥是禀性使然，应该说是“好人犯过失”，表现了英国人民族性格的悲剧。但如果听凭大桥为敌服务，尼柯尔森实际上就是犯罪，就不成其为“好人”，这一艺术形象就会有严重的道德缺陷，令当时的观众难以接受，这显然不合1960年代前电影创作的一般美学原则。这里需要有一种伦理上的反作用力以矫正这种道德失衡。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理想的解救办法就是自我矫正——尼柯尔森自己炸毁大桥。最后，这样改动还使整部影片更富有戏剧性、观赏性，从而对观众更有吸引力。

影片编导匠心独运地让尼柯尔森倒在起爆器上，亲手炸毁凝聚着他心血的大桥，其动因颇耐人寻味，这里可有三种解释：1.他终于有所幡悟；2.他在困惑中因体力不支，碰巧倒在起爆器上；3.他打算拆除起爆器时因失血过多倒下，碰着了撞针。三种可能均顺理成章，任由观众自行构想。在1950年代，这种开放式结尾尚属新颖。

从深一层来看，本片中英国上校和日本大佐实际上是两个象征符码，他们的对峙反映了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必然冲突。编导处处将两人的性格、思想信念以至生活习惯加以对比。两人都怀有一种超常的民族自豪感，其表达方式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尼柯尔森虽败犹荣，俨然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斋藤本质上是冷酷残忍的（在英国人眼中，他就是野蛮人），但为完成造桥任务，勉强忍受着英国人的狂妄；一旦大桥告竣，他将为了大日本的荣誉而切腹。为了反衬英国人的刻板，编导引入了美国军官希尔斯（原著中为英国人，性格也有所不同）。希尔斯不屈服于命运，他要逃跑、要享乐、不愿打仗；而一旦战斗打响，他又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典型的美国式“英雄”。通过这几层对比，人物性格不仅更加鲜明，民族文化的差异也愈益显现出来。

本片在剧作结构上张弛有致，起伏跌宕，节奏富于变化，表现出里恩卓越的导演技巧。影片一开始，尼柯尔森就和斋藤发生对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尔后军医圆场，矛盾渐趋缓和，产生一个跌宕；接着，随着造桥和突击队成员的活动两条情节线的平行展开，新的悬念逐渐生成；最后，两线交叉，日军——英军及尼柯尔森——突击队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数对矛盾突然一下解决，三位主人公几乎同时死去；此时节奏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本片是戴维·里恩，也是英国195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里恩早期以擅拍文学戏剧电影著称（见《相见恨晚》和《孤星血泪》），制作的影片有浓郁的英国民族特色。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里恩的风格为之一变，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专拍“跨洋电影”（即兼顾大西洋两岸英美观众双方口味的电影），本片即是1950年代英国最著名的“跨洋电影”。里恩以雄厚的美国资本为后盾，将本片拍得壮观宏伟，颇有战争史诗片的气概。本片既有浓烈的英国味，也有斑斓的国际色彩（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英美民族性格的反差，东南亚热带丛林的异国情调等）；既有观赏性，又不乏哲理性，看后令观众回味无穷。凡此种种，使得本片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它不仅是英美1950年代最卖座的影片之一，而且也囊括了当时英美最重要的电影奖。

（谷时宇）